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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日头条专注为用户提供优质、深度的内容，特联合澎湃新闻共同举办“当我们谈论2024时”年度演讲，活动于2024年12月16日晚在东方艺术中心开启。演讲者张雨霏、曾美慧孜、梁永安、毛尖、王怡霖、陈年喜、方励、姚洋，与三百位观众一同进行一场精神的求索，寻找共同的经验和记忆，于不确定的时代，看见差异，也看见连接。

第二个困境是我根本看不懂直播。主播们为了腾空升起的火箭、嘉年华笑中带泪，观众也享受其中，只有我觉得困惑。看了一个月直播后，我发现秀场直播比想象中复杂得多。参与不仅仅是刷礼物，还有抽盲盒、打PK、抢榜单、帮主播升级等玩法。与此同时，直播间的对话，并不利于深度交流，大部分的时候主播会使用替代性词汇来规避一些风险，而那些仅有的交流也指向了精准变现。主播们的身份也不稳定，频繁更改账号、头像、ip，甚至有的账号多次违规以后被平台回收，最后只剩下一串数字云博平台app，原来的痕迹消失无踪。

去公司的那天，我特意做了发型和美甲，带齐了能证明我博士生身份的所有材料，包括港大学生证、开题报告和研究同意书。然而，这些都没有用上。公司位于成都某商场旁的一座高层写字楼，一位自称经纪人的工作人员接待了我。他没看我递上的资料，而是直接递给我一份演艺合同，告诉我只需按时开播云博平台app，每天四小时，一个月25天，合同就能签了。就这样，我仓促签约，异常顺利地当上了主播。

做主播的第一个月，我就感受到了这个行业的残酷。跟我对接的运营在得知我并不是来赚钱以后云博平台app，就不再积极。我被安排在一间几乎被废弃的房间直播，房间毫无装饰，麦克风常常没声音，网络也很卡。而其他女孩的直播间则装饰得五彩缤纷，有Hello Kitty和火烈鸟的摆件，还有漂亮的沙发，更多的打光灯以及更高级的声卡设备。

不平等从签约的那一刻便悄然开始。公司的大主播得到的支持远远超过我们。他们有专门的团队负责设备调试、视频制作、直播效果把控，甚至有专人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。有一次云博平台app，我和公司最红的主播一起乘电梯，我根本没有资格与她交谈。她拥有专属的直播空间，公司特意为她拉了一条专用网线，她身后总跟着一大群助理，显得格外耀眼。

我们的相遇充满戏剧性。我在和一个男主播PK时，他要求输掉比赛的我用鞋底抽50下屁股。我当然不愿意。这时，那个男主播私信我说，我这个大哥有实力，你要不抓住机会，肯定会后悔。敢不敢玩云博平台app，一句话。我想了想接下了挑战。其实我有个私心。我想如果是别的底层主播肯定会接下这个挑战。我想完整体验他们的生活。打就打。然而在打完50下屁股以后，我坐在座位上有些愣住了。

这时，直播间突然出现一个观众，他迅速地关注了我，接着连续刷了10辆跑车，每辆100元。他后来告诉我，支持我的第一个原因是，他认定我是一个新主播。他说我在PK后露出的那几秒钟的难过表情让他认定，我还没有被这个行业所污染。第二个原因是，他看到我已经直播了7小时，数据却很差云博平台app，这激起了他的保护欲。第三个原因是他后来在得知我身份以后告诉我的，因为我的名校博士身份，他觉得支持我，挺有面子的。

在许多平台推出的用户激励体系中，消费足够多的金钱就能实现“身份再造”。普通观众通过持续的投入，可以从“贫民”跃升为“骑士”、“伯爵”、“国王”甚至是“超级帝王”。每获得一个新身份，他们就能解锁更多平台功能，享受炫酷的入场动画，购买限定礼物的特权。通过大额消费云博平台app，这些普通人瞬间变成了平台上被争抢和仰慕的对象。然而，这种虚荣的满足感却是短暂的，平台会每月进行重新评估，若没有持续消费，“贵族身份”便会消失，虚荣也随之而去。

第一位主播是一位高危截瘫的残障人士。她12岁时患上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云博平台app，导致下肢坏死，瘫痪在床。我们通过PK相遇的时候，她委婉地告诉我，能不能用嘴巴可以完成的成语接龙或唱歌来替代一些别的惩罚。她说，很多人称她为网络乞丐，但她不同意云博平台app，因为每一分钱都是通过PK挣来的。她喜欢直播，因为可以遇见生活中无法接触到的人，不再只盯着天花板。PK快结束时，我录了屏，我希望永远记得这段相遇。

第二位主播是一位单亲妈妈。她独自抚养两个孩子。由于前夫的债务，她成了失信人员。她希望通过直播能尽快还清债务，给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。因为只有初中学历，找工作非常困难。她只能等孩子睡了再开播。她非常拼命，甚至挑战过连续直播18小时不下播。她知道自己无以为报。每逢过节，她会亲手做一些小吃快递给支持者们送去。她有时也让孩子们短暂出镜，给大家说些吉利话。她告诉我，她希望孩子知道，妈妈的工作是正当的。

我和第三位主播相识于一场长达五个月的谎言。她一直告诉我自己是上海主播，但她播得并不好。我们每天PK打发时间，她会哭诉没有收到礼物，直播没有希望。五个月后，当我提出想和她见面云博平台app，她终于忍不住跟我说了实话，自己用外部软件更改了IP地址，假装在上海。她说她从来没有来过上海，她甚至连她们那里的省会城市都没有去过。她这样做是为了能够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获得流量。我最终去她的家乡见了她。在分别的时候她告诉我，真羡慕我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，而她只有通过更改地址才能实现。

我认识的许多主播，初见时只有二十岁，满怀着对直播行业赚快钱、成名的幻想。但几年过去，她们失去的远远多于获得的。一些主播为了缓解压力常年靠药物入睡，许多人陷入情绪问题的困扰。收入的不稳定让她们每个月最大的压力是偿还各种微型贷款。更令人心痛的是，他们中有些人坦言自己已无法进入正常的亲密关系。依赖男性观众的支持谋生，最终却变得极度厌男，这种矛盾几乎成了她们职业生活的常态。